【在乡村发现中国】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
2018年7月10日一7月20日，“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担任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等专业学者十二人组成，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形成系列文章。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正是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本土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
本专题文章共10篇，原载凤凰网公益频道，“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陆续转载推送，敬请关注。今天推送的是常镪老师的文章《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
常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海口经济学院雅和人居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委员会核心委员，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理事。主要研究实践方向：乡村整全发展、多规合一、建筑改造、教育与人才培养。
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中投入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村民辛苦挣来的钱，最大的投入就是自己的房屋。而这些倾国家与广大农民投入的乡村民居建设成果，除了少数设计师下乡或民宿主个人改造房屋之外（这些房屋大多在使用或运营上不尽如人意），大部分真正供村民使用的房屋，其设计与建设普遍面临着质量低劣、布局单一、舒适度差等问题，浪费巨大，让人心痛。由于公共设施的情况与民居在管理和模式上差异很大，这里主要讨论村民自建自用的乡土民居建设。
此次以“在乡村发现中国”为主题的跨学科调研交流活动，来自几大学府的老师们考察了晋陕豫革命老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今的乡村发展与集体化历程，这个时期也是黄土高原乡村民居从土木结构向现代房屋建设的集中转换期。
游历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乡村工作者对传统窑洞和土房的喜爱，以及对低质量新房建设的无奈，更有对尽快提升乡村民居质量的关切与期待。当然，我们也能理解村民作为个人主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逻辑。
通过难得的每个晚上的跨学科交流，也让自己的一些片段思考得以稍微系统的梳理，希望分析一下在这个进程中，到底是那些原因导致了现在大家普遍并不满意的乡村民居建设状况，并由此看到未来希望的所在。
不论是村民还是市民，安居方能乐业、业兴必先安居。全国劳模山西平顺县李顺达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发家”计划后，最大的手笔应该就是在自己寄身的养牲口窑洞前的院子里，盖了一个二层的新房，石头地基、厚实的土墙、挺直均匀的木料、石头门墩、以及门头上“劳动起家”的匾额。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搬出窑洞住进土坯房就是“人生赢家”，盖不起新土房的，至少要能把自家的土窑洞内和窑脸用砖围券一下才对得起自己的家庭担当。
李顺达当年新居
60-70年代，能够给自家的土房用砖“穿鞋戴帽”翻盖好，也是值得荣耀的事情；80年代后期随着包产到户，一批纯砖房开始新建；90年代随着大量村民进城，房屋建设在2000年后大量增加，但大部分的质量开始急剧下降，瓷砖房、预制圆孔板平屋顶开始广泛盛行；近十多年前开始，混凝土框架房屋成为更时髦的选择。从此，各地乡村迎来了告别各异化的土木时代、大江南北或早或晚纷纷追随着基本雷同的砖和混凝土时代风潮。
这其中既有被城市建房（土地财政下的高密度建房、开发商只把房屋作为不是其自住的简单商品）观念粗暴引领的因素，也有后文会论及的各方面乡村内部的因素累积。当然，砖和混凝土房屋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如便于清洁维护、容易有较大空间、采光防潮性能好等。所以弃土而居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很多村里小伙能够娶到媳妇的重要条件。结果就是，目前我们既能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把“推掉土房、搬出窑洞”作为帮村民做的最重要实事，也能看到村子里只有最贫困的家庭才住在窑洞、土房中，这样相对普遍的现实状况。
梁少雄家
而时代终究在多元发展变化着。这次联合调研中，梁漱溟乡建中心驻村青年梁少雄在永济村内租住木匠家老屋，适当改造，使用宽敞舒适，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引来大家赞叹与羡慕，纷纷表示希望跟进。也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思潮下的另一种涌动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
随着乡村教育、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逐渐加大，青壮年纷纷进城，乡村中不论是家庭结构与生活生产功能，还是村庄综合事务和集体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和深刻的变化。房屋承载的议事、家庭生活等大量缺失，房屋空间使用需求减少。房屋缺少日常维护，在传统乡村，每天洒扫庭院、日常补漏防虫、定期抹墙换瓦……这些活动在只剩老人孩子的情况下，大部分家庭是很难持续做好的。
杨家岭周恩来旧居
以前村里一家人盖房，小些的村子基本上是全村行动，主家只要管饭就行，你家盖房我家帮忙，我家盖房你家再帮回来，只需要在最关键和需要技术的环节花钱请人即可。目前青壮年的外出让村内劳动力不足以支撑互助盖房，即使帮忙，也会根据外出打工每天多少钱，自然折算为互相帮忙的额度，这就造成大家往往更愿意花钱找外头人干，从而避开人情世故的瓜葛。结果就是盖房模式逐步向城市靠拢，找施工队伍包清工或包工包料。
当我们考虑到大部分村民进城都是从事建筑劳务，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村民把自己的建筑劳务卖到城市，然后回村内再向外购买建筑劳务，前者是村民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后者是村民最大的支出项目，一进一出，两次均有管理与商务支出的成本，说会占半应该也是不为过的，而这些最后都是由村民来承担的。这种隐形但巨大的消耗，还很少被各方关注和思考。但这个过程的确又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村民的消费支付能力进一步被弱化，乡村房屋品质进一步降低。有太多的乡村房屋，即使盖了新房和新大门，可内部却没有基本的装修，只用来堆积杂物。各种错位，让人心痛。
传统房屋建造大量依靠本地材料，在各个使用细节和耐久性上适应本地特征。不同地方的土壤、气候、植被、建筑材料都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完全现代的材料建造，房屋坐落的土地地基也是各地均不相同的。更不用说每个地方的隔热、防潮、保温、采光、通风等要求均会由于地域及村落环境、当地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差异而迥乎不同。真正能适应一个地方、一个村子的房屋，是需要大量的知识、经验、试错的不断积累优化的（比如窑洞挖好要晾晒多久、窑洞最大跨度是3米还是3.6米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计算精确的，只能依靠多年使用的经验来指导）。
可行的途径一种是内生的，就是一个地区的工匠不断优化改进（这也是传统民居本来的发展演化模式）；另一种是外助的，就是有优秀的、有经验的、综合能力的专业人员来设计并指导实施。目前前者由于前述的空心化，从使用的时间长度、使用频率、功能（功能抽空退化）、互助建房等方面都没有了反馈、优化、迭代的机制；后者则是更尴尬的情形：目前建设乡村房屋的建设主体基本没有支付设计费的能力（部分政府项目为了便于施工招投标可能有一点点），而进行乡村民居的设计，需要有系统的规划、建筑、结构、水、暖、电的综合素养（这些在城市建筑中，都是分成五个左右专业，每个专业需要设计、校对、审核三个高级专业人员，且这些专业人员都需要至少10-15年的专业训练），即使能有这样综合能力的团队或优秀个人承接这样的设计，要真正做到村民喜闻乐见、实用舒适、广泛传播，也是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对当地的气候、人文、材料等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可能做好设计。
更不用说，民居的施工队伍几乎不可能照图施工（原因很多，篇幅所限不展开），这样就需要设计师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全程的紧密服务。而所有这些，需要支付的设计人工成本往往会比所有建造费用还高。这也是有些公益设计师需要长期驻扎乡村和村民一起进行乡土建造的原因（那些并不深入乡村，仅从设计情趣和设计评奖为出发点的除外，此类设计行为对乡村建设的帮助有限），这类设计师少之又少，因为他们经过数十年的专业训练与积累，在商业社会中，也要面临家庭、单位、社会的众多责任和工作。这可能也是非建筑设计行业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乡村民居建设没有好的设计师的重要原因。总之一言难尽，是一个怪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乡建前辈呼吁乡村不应该有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主要原因吧。
首先，砖和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大都不太需要持续的维护，在房屋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下，的确是在使用周期内综合成本较低的选择。但一些需要维护的现代建造方法，比如平屋顶的卷材防水（不论是预制屋顶板还是现浇混凝土），在乡村绝大多数都有漏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村子里的平屋顶房屋，会再加建一个简便的彩钢板坡屋顶，不仅防水、隔热，下面还可以成为一个存储空间。而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彩钢板质量一般，且颜色只有那么一两种可选。最后大家就会看到红色与蓝色的彩钢板屋顶在各处攻“村”掠地。现在很多村里盖房已经不再用平屋顶，而采用坡屋顶，并铺设一种红色的现代大瓦，材料与传统小青瓦接近，且施工人工、使用维护的成本明显优于小青瓦，也是很普遍的一种选择。
主观上，村民的支付能力有限，因此的价格竞争造成建筑材料、施工工艺等质量的严重降低；村里基本不会找正式的施工队，而且基本不出详细设计图，都是仿照某家去盖（历史上也这样），并做一些调整即可。这样自然也便于工程管理和造价商定。结果基本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好一些的地方会有两个队伍可选择，比如说本地人队伍便宜但质量差且要管饭管烟等；外地人队伍略贵但工期快不用管饭管烟。本地化施工进一步渐行渐远。
客观上，现代的建造材料，比如混凝土结构、水泥抹面、防水材料等都不具有地域性，村民没有对其质量的足够的识别力。不像传统建筑材料，每个地方均不同，但每个地方你只要问一些老人或者匠人，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即使是普通村民，也大多会对什么样的土、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而现代的防水材料、瓷砖等，对村里人而言，不像传统材料那样容易分辨好坏。比如，村里能有多少人知道全瓷砖和半瓷半塑砖的差别？更不用说很多建筑材料有毒有害，但购买材料的时候也只能靠看外观和凭感觉了。低价劣质材料充斥乡镇和小城市建材市场，比如门窗，大量的低价低质塑钢窗（高质量相对高价产品，没有人懂，就没有人再卖）有的价格低到仅有100多块钱每平米。即使是政府投资或支持的项目，由于必须招投标，而且都是低价中标，再加上设计深度、监理管控也很难到位，材料与施工质量其实是很难真正保证的。
传统互助建房，大家是自己给自己干活，是互相支持的伙伴关系；现代施工，是业主雇佣施工者干活，是甲乙方关系，乙方以满足甲方的最低期望与要求，尽量控制成本获得利润。两者基本逻辑完全不同，对民居建设影响深刻。
传统互助方式，基于熟人社会，材料选择和施工质量完全是靠口碑和信用的，而且由于房主与协助建房人祖辈生活在一起，其“质量负责制”不仅是终生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是代际传承“负责”的。而目前乡村民居建设，基本是套用城市建设的管理模式与建造逻辑；并进行不同程度的简化退化后实施。施工单位干完就离开、临时组成的队伍、当然基本是连注册也没有的，也就是说房屋施工后维护的责任主体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至于监理，村民建房基本是不会请或请不起的，质量的管控基本就是“感觉还可以、表面看来差不多、旁边那个也这样……”成为最常用的工程质量评价与验收标准。造成的结果是，一些需要长期使用才能发现的性能，如保温、防潮、防水、隔热、密闭、通风等性能很难保证。房屋总体性能很难有系统的提升。
传统建房，木匠、石匠、瓦匠就是本村或周边村的，使用中有什么问题或损坏，随时叫过来就修好了。而且哪个匠人手艺好，大家都很清楚。基于大家的信任，这个优秀的匠人也有机会和可能去尝试一些创新和改进，一直以来，乡土民居就是这样自下而上进行优化迭代发展。这些居村的匠人，以及村庄的经验共识，是传统技艺与文化的传承发展载体。
当前的农房建设，在大部分地方，这种机制基本已经消失，由于没有专门的投入，只有把城市的建造方法及模式降低标准来做。管理思路、设计思路均脱胎于城市建设。更别说这几十年来，城市房屋的人均面积、居住水平、生活习惯与乡村差异巨大。乡村建设低质低效似成必然。
乡村房屋的产权管理，影响则更深刻深远。一些村庄，尤其是土地政策面临变动的（典型的是大城市周边），村民为了争取更好的拆迁补偿政策，担心不盖会吃亏，所有人家都把房子盖得尽可能满、尽可能高。这个时候，什么使用功能、建设质量、景观风貌，是不可能被纳入考虑范畴的。而过于偏远的村庄，大家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进一步衰败，也不知几年或几十年后政策如何导向，而不愿意进一步投入维护和改造，任由其破败。即使有当年奋力考学进城的优秀人才有意愿翻修老屋，也由于大多户口已经迁出农村，不再明确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也让反哺乡村之路愈发艰辛纠结。
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比如，大家逃离乡村的现实选择会造成乡土落后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会造成建设投入和经验积累的减少，相应的管理自然跟不上，管理和建设机制又造成大家不愿意返乡或者回不去家乡……每一个因素既是其他几个方面的因，也是其他几个方面的果。
窑洞
当然，放眼全国，当下民居建设发展各地情况各异，多元而复杂丰富。我们既能看到乡村唯革传统民居之命为快、城市人仅以新奇或怀旧心态偶尔居住乡土老屋；也能看到运城牛庄本地村民在窑洞院子里盖了砖房，但只用来存放物品，还是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也有笔者在10年前在云南玉溪看到的，村民由于很早认同了发展旅游的观念，土房拆后的土砖非常用心的码放起来，然后在新盖的混凝土砖房的内外墙再用土砖砌回去；当然更有山西闻喜少数贤达返乡对自家窑洞的现代化精心改造；以及笔者在运城盐湖区尝试进行的窑洞、土房的提升改造中，尝试坚持用本地村民进行施工，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不断与传统工匠提升打磨传统技艺与工程管理办法，一些村民不会施工的部分如电箱，甚至采用画好图纸淘宝订购的方法等等。希望在造价、质量、舒适度、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努力。
新窑洞
新土房
也很高兴看到附近村民开始看到、议论，在自己盖房时开始学习、自己思考改进的一些现象出现；更不论在丽江城郊的茨满村，纳西村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自己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土房的确越来越少了），用传统的工艺，用不断提升的使用舒适性，守护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当然也会看到，延安时期很多干部由于窑洞的湿气而患上风湿关节病，所以我们不会提倡大家回到过去，而是与时俱进，用智慧与耐心，实现乡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随着人们观念的逐步提升、乡村人口回流和逆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活力，城乡民间不同主体回归乡村开始对乡土民居更多的高质量建设投入、由此开始逐步萌发更多底层乡土建设的经验积累，土地政策与民房建设管理模式的多元探索，让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民居即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时代。
老村